楔子》一個富豪的不平之鳴
製作人：劉佩修 整理者：賴寧寧
這次封面故事，源自於幾個月前一次採訪。訪談中，這位身價上億的上市公司董事感慨的說：「台灣服務業的薪水真的太低了。」他說，你們找一點資料，就知道了。資料出來了，台灣GDP（國內生產毛額）最近10年成長29.4％，可是呢，薪水幾乎沒漲，數字讓人吃驚。我們決定發掘真相。經過調查、採訪，將複雜的數據抽絲剝繭，薪水不漲的真相漸明，原來是政府伸出它的手，把GDP與薪水之間的差距，分給特定資本家了。這位早已躋身「贏者圈」的富豪，讓我想起，2001年，聯手阻止小布希調降遺產稅的120位美國富人，他們認為，降遺產稅違反社會公平原則。這位贏家，為什麼擔心與己無關的低薪現象？他看到什麼？以下刊出他的第一人稱說法，與讀者分享：
我搭捷運發現，每個上班族，ㄟ，怎麼都垂頭喪氣、也面無笑容，很少人聊天，一點都不快樂，這表情讓我聯想到挪威畫家孟克（Edvard Munch）的《吶喊》。孟克筆下的人物，很瘦、臉部線條很僵硬，真的好像，台灣人，怎麼變成這樣？
找了一些經濟數字，我才發現，為什麼大家笑不起來？因為，「薪水沒漲」。以前股價上萬點、房價大漲，老闆會加薪；現在，不管房價漲、股價漲，老闆只會動不動就說要裁員、要關門；薪水沒漲，物價漲、房價又漲、生活品質追不上，大家當然感覺生活很苦。
台灣企業太爽，好處卻輪不到薪資所得者
不只這樣，受薪階級還要負擔七成所得稅，個人的食衣住行育樂，哪一點可以減稅？台灣最大問題，是薪資所得者負擔很高的稅，一毛都逃不掉，這是最大不公平。
美國福特汽車創辦人亨利．福特（Henry Ford）說：「一個國家再也沒有比受薪階級福祉更重要的事，」因為，他們的所得水準，決定一國的消費，決定國家經濟水準。
如果薪水不漲，是來自不努力，就認了，但是，如果來自分配不均，那就有問題。政府每天在想如何幫助企業，尤其是幫製造業省稅，如果這樣能夠回饋到薪資所得者身上，然後創造內需，那就罷了，結果呢？都沒有嘛！
台灣企業真是太爽了，工總講一句，商總講一句，就降稅，個人所得稅最高稅率四成，從來沒有降過。全世界個人所得稅都往下調，財產稅往上漲，只有台灣沒有財產稅稅目，遺產稅還降到一○％，貧富差距越來越大。
全球最大的債券基金公司PIMCO創辦人葛洛斯（Bill Gross）最近很感慨，他說：「美國企業去年花在醫療政策遊說上的總金額低於五億美元，但相關利益卻高達五百億到一千億元。」美國企業拿幾億美元去遊說政府，拿到的利益是幾百億元。
政府應該把政治獻金附加在國民的所得稅上，不要讓大企業給政黨政治獻金，再來影響政策，享受更多利潤，因為政府「要一元，賠一百」的結果，人民一點都分不到。請不要再跟大企業收錢！
對製造業降稅的結果呢？製造業有兩條腿，機器拆一拆，就搬走了，那搬不走的服務業呢？台灣服務業，除房仲、電信薪水不錯外，其餘薪水都沒漲，像觀光業占GDP一．六％，台灣飯店水準高，但收費是三流飯店水準，證券公司要殺價競爭，退佣退到零，台灣服務業沒一家薪水是合理的。
我為什麼對薪水這麼在意？十幾年前，大多數美國投資銀行的報告都這樣分析：「美國比較有競爭力，因為歐洲的失業率高，工會勢力強大，企業沒效率，獲利會不好，所以，將來美元會漲、歐元會跌。」
大學畢業薪水這麼少，經濟成長有什麼用
結果是，美元跌、歐元漲，一歐元兌新台幣曾經是二十八元，現在漲到四十四元，美元呢，兌新台幣只有三十一元。歐洲失業率這麼高，但企業卻比較賺錢，為什麼？因為歐洲有穩定的工資政策，工會比較強，他們是由工資高低來決定產業政策，台灣卻學美國資本主義的精神，思考邏輯完全相反。我本來以為強勢工會是錯的，結果卻不是如此。
最近我聽朋友說，他們公司來了一個新人，台大農經系畢業，一個月薪水兩萬多，是班上最早就業的一批同學。天啊！二十年前我大學畢業時，還不是國立大學喔，一個月就領一萬八，現在大學畢業生薪水居然這麼少，經濟成長有什麼用？薪水階級通通感受不到。
我小孩在準備基測，每天補習，晚上讀到十二點，早上六點就起床，搞得那麼累，我跟他說，你不用念前三志願，拚到最後，大學畢業每個月還不是領兩萬多元，太辛苦了啦！我打算讓我小孩去新加坡念書，最起碼畢業以後，薪水比較高，新加坡國民所得三萬多美元，大約是台灣的一倍，小孩也比較有國際觀。
法國思想家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說：「政治是謀最大多數人的福利，」現在沒有藍綠，大家重視的是有沒有提高工資。
雖然，這個社會二○％的人，擁有八○％財富，但是，八○％的人決定政權，決定誰是總統，八○％的人是誰？就是受薪階級。
人口、技術、土地、資本，加總就是國民所得，其中，人力是最寶貴的資源。台灣沒有物價問題，只有工資問題，任何庶民經濟，比不上工資經濟重要，請照顧廣大的受薪階級吧！
==============================================================================
為什麼這麼努力卻越過越苦？揭開薪水不漲真相誰偷了我的血汗錢！
製作人：劉佩修 撰文者：楊少強、賴寧寧 研究員：陳泳翰
10年來，台灣經濟成長近3成，但上班族實質薪水卻倒退嚕，還要負擔7成所得稅，我們辛苦創造出來的財富，被誰剝奪了？
10年來，台灣經濟成長近3成，但雇用人數超過5萬人的31個主要行業中，近8成實質薪水倒退嚕。（攝影者．楊文財）
十二年前，我年薪一百三十萬，現在剩下八十萬，這工作做了二十六年，從來沒想到，有一天，年薪會低於十六個月，只剩十三個月。
我是台北工專電子工程科畢業，工作不難找，宏有通知我面試，那時，宏在南京東路，非常小，面試我沒去。我如果去宏，現在就不得了。
薪水變少，很多人生計畫都改變了。我四十八年次，以前計畫四十五歲退休，因為，一百三十萬年薪，十年後變兩百萬，這很合理吧？
現在工作不穩定，老闆一天到晚說要裁員，我年紀比較大，萬一離開，只好創業，創業要有本錢，風險又大；我想做到六十五歲，但是，不知道能不能做到那時候？
你問我是不是要更認真（工作）？ㄟ，我本來工作就很認真，每年考績不是甲等就是特優，現在呢，（要保住工作）就要更配合老闆了。
──一位中年受雇者的心聲
停滯的十年，經濟成長、薪資不漲
「財富不屬於擁有它而屬於享受它的人。」這是美國開國元老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的名言。不過在台灣，這句話應改成「財富不屬於創造它，而屬於享受它的人。」
創造財富的人，卻不能享受財富，這正是目前台灣多數受薪階級處境。
為什麼說「不能享受財富」？先看以下數字。
去年，台灣全體民間企業受雇者（工業與服務業，不含農林漁牧業）平均月薪為四萬三千元，相較於一九九九年，十年薪資略成長五‧四％。扣除物價後的實質薪資，十年來不增反減，變負四‧三％！雇用人數超過五萬人的三十一個主要行業中，近八成實質薪水倒退嚕！
但，這十年台灣的國內生產毛額（GDP，俗稱經濟規模）成長達二九‧四％，扣除物價後的實質成長一七‧五％，GDP與薪資嚴重脫勾！
將時間拉長，一九九○年代以前，台灣的GDP與薪資同方向成長，兩條線亦步亦趨、緊緊相隨；然而，九○年以後，這兩條線卻像分手的情人，貌合神離、漸行漸遠。
以台灣的經濟規模來說，只要一年GDP成長約三％至四％，至少也多創造三千至四千億元，但這些錢究竟跑到哪裡去了？為什麼經濟成長的果實，一般勞工卻分不到？
GDP是一個國家內部生產出來的財貨與勞務的「總價值」。把這個「總價值」想像為一顆橘子，分配成三塊，一塊切給政府（間接稅淨額如營業稅），一塊切給企業（企業盈餘），一塊切給受雇者（受雇者報酬）。在台灣，二○○八年受雇者報酬占GDP約四七％，遠較日、美、法、英、德等主要國家低；企業盈餘占GDP比重達四八％，遠較上述國家高；政府分到五％，較上述國家低。可見，台灣的企業（含股東）分到的橘子比別國大塊。
再從就業者結構來看，台灣就業總人口約一千零四百萬人，民間受雇者占比近七成，遠較雇主與公務員多。按理說，受雇者薪資應與其創造的GDP同步，既然十年GDP成長三成，薪資也該漲三成。
對主政者而言，這是經濟成長的十年，但對許多上班族而言，這是薪水停滯、萎縮的十年。不管景氣是什麼燈號、出口成長多少、股市上漲多少、政府減了多少稅，都跟民眾的荷包無關。
全球化與政策謬誤，拉低工資
信心，反映在對薪資的預期上。難怪民眾對政府的信心，也像薪水般，欲振乏力。
薪水為什麼不見了？辛勤栽種的橘子，被誰拿走了？
「如果不是labor（勞工）拿去，就是政府跟資本家拿去嘛！政府拿的其實越來越少（指稅捐），所以是資本家拿去的多。」經建會前主委陳博志說。
為什麼資本家拿得多？有大環境因素，也有台灣本身的因素。
大環境因素是國際貿易全球化。貿易通常會使兩國生產要素（例如勞工薪資）價格趨於一致，在經濟學中稱為「要素價格均等化」。
「要素價格均等化」為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薩繆森（P.A.Samuelson）所提出，它的基本原理是，當兩國密切貿易往來時，若本國某種生產要素較外國貴，產品的成本較高，企業將改到外國去生產，於是本國這種生產要素的需求會減少，它的價格也會下降，與外國的要素價格接近。
一九七○及八○年代，台灣主要的貿易夥伴多是美、歐、日等已開發地區，台灣的薪資水準明顯增加，以八○年代來說，平均薪資年成長一○．七％，當時的經濟成長和一般民眾的感受非常接近。
但從九○年代中期開始，台灣的貿易夥伴逐漸轉向東南亞等開發中國家，後來更以中國大陸為重心，受到對岸勞工薪資較低的向下拉力，台灣的勞工薪資開始停滯。
「近十年中國製低價商品充斥世界，國內產業升級與轉型速度不夠快，國內廠商為提高競爭力，致力壓低生產成本，勞工薪資受到壓抑，這也是勞工薪資所得十年來原地踏步的另一個原因。」經建會副主委胡仲英接受本刊訪問時坦言。
台灣本身的因素有三個：獨厚科技業、稅制不公、管制服務業。政府稅制不公的兩隻手，讓所得分配日益惡化——一隻手是「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簡稱促產條例），另一隻手是綜合所得稅。
謬誤一：獨厚科技業，加速M型化
一九九一年，促產條例實施，以高科技為主的資本密集產業享有免營利事業所得稅或股東投資抵減綜合所得稅的優惠。當初這些租稅優惠，無非希望這些製造業能提升競爭力，但二十年過去，台灣製造業仍以代工為主要模式。經建會分析台灣的「貿易條件」（每單位出口能換到的進口量，越少表示出口價值越低），二○○三年之後明顯惡化，原因就是台灣的製造業未能掌握關鍵技術，使得台灣無法主導出口價格。
即使很多製造業廠商知道他們必須朝設計、品牌發展才有生存空間，但無法拋棄舊思維，加上稅負優惠，缺乏轉型誘因，長久以來安於代工模式。「他們會想，我只要做代工、接單又可以活好幾年，或者可以仿冒，為什麼要冒險做設計？」台灣經濟研究院六所所長楊家彥認為。
政府稅負政策朝科技業傾斜，無非想藉出口帶動經濟成長；但，科技業減稅，傳統產業、服務業卻不減稅，等於變相懲罰後者，競爭條件不平等。
有了減稅加持，科技業獲利普遍比服務業高，也較有能力提高員工薪資。「這十年來，從各產業看，台灣製造業薪資成長尚可，但服務業薪資成長太慢，以致整體產業薪資成長不足。」胡仲英指出。
觀察台灣主要行業過去十年薪資漲幅排行榜，電腦相關製造業受雇者薪資漲幅均名列前茅，這只是薪資，還不包括配股！
促產條例為製造業減了多少稅？根據財政部資料，十年稅損達八千五百億元，相當於全國二‧二年的個人綜合所得稅！意即，若促產受惠廠商這十年正常繳稅，全國人民二‧二年不用繳所得稅。
科技業稅率有多低？資料顯示，二○○七年IC設計業聯發科有效稅率僅四‧二％，面板廠奇美約五％、友達三‧六％、華映二‧二％、台積電九‧六％。相較當年營所稅率為二五％（目前降為二○％），一般企業賺一百元，須上繳二十五元，諸多盈餘百億元以上的科技業者，賺一百元卻只上繳個位數，這公平嗎？
如果說，科技業者拿高額補貼，創造比其他產業更多的就業機會，創造更多的GDP還勉強說得過去，但科技業占總就業人口不到七％，含科技業在內的製造業占總就業人口二七％，產值占GDP比重兩成；扮演內需主力的服務業，就業人口近六成，占GDP的比重更達七成。隨著科技業外移，未來雇用人口只會越來越少。
中央大學經濟系教授朱雲鵬表示，薪資成長的速度跟不上GDP，與電子業不需要低階勞動，薪水高的高階勞動又被派到國外有關，「以晶圓廠為例，投資一千億元的晶圓廠，需要的是碩士以上的人力，而且，只需要兩千人。」
創造較少就業機會的產業，得到的租稅優惠，反而比創造較多就業機會的產業多，凸顯政府「輕就業、重成長」思維，讓資源往少數人身上集中，加速財富M型化。
可以說，不見的薪水，是被政府以稅負手段，拿給高獲利卻少繳稅的企業與其大股東。
謬誤二：稅制不公，受薪族繳稅多
政府另一隻稅負不公的手，是「重課勞力所得，輕課資本利得」的個人綜合所得稅（以下簡稱綜所稅）。它雖沒讓薪水變少，卻讓受薪階級實質可支配所得變薄。
台灣的綜所稅來自三塊，第一塊是薪資所得，由受雇者繳納；第二塊是資本利得，包括現金股利、銀行利息與房租收入；第三塊是執行業務所得，由自立營生者繳納，例如律師費、表演費、版稅。以二○○八年來說，這三塊比率依序為七三．三一％、二○‧五％、六．一九％，綜所稅多由受薪階級承擔。
按理說，資本利得越高者，越屬於M型的富人端，稅率應越高；但實際上，目前證券交易所得、土地交易所得均免稅，這兩塊最肥，卻不必繳稅，導致所得稅根本無法反映實際收入。此外，保險費、儲蓄投資、捐贈等扣除減免利益，也往高所得者集中。
「薪水階級不只越來越弱勢，還得負擔七成的所得稅，這就是民怨所在。因為，經濟問題會造成所得問題，所得問題會變社會問題，社會問題最後就導致政治問題。」政治大學金融系教授朱浩民說。
據統計，在台灣，用政府社福支出來進行的所得重分配效果，比課稅效果大將近十倍，顯示台灣以稅收改善所得分配的效果極糟。如果，各項稅負減免的範圍越來越大，政府終將因為稅收不足，減少對低所得者的救濟。
學理上，政府應該用稅負改善所得分配，但我們的政府，卻用稅負讓貧富差距擴大！
政策偏向資本密集產業與富人，衍生另一個現象，中小型、微型企業主，敵不過大企業的威脅，越來越多人從小老闆變成企業雇員。
觀察主計處資料，從一九九一年促產條例實施那年開始，至二○○八年這十八年間，老闆占總就業人口的比重，從二四％降至一八％，勞工的比重，卻從五六％升至六七％。
對照台灣GDP的三大塊，受雇者報酬近年沒有成長，但卻有越來越多的人，從食物鏈上端往下掉，分食原本就不大的餅，平均薪資當然下滑。此外，受雇者變多，勞動市場由賣方市場轉為買方市場，也讓雇主更有籌碼壓低工資。
謬誤三：服務業管制多，競爭力低落
另一個讓薪資不漲的原因，是占國內就業人口六成的服務業，競爭力低落。競爭力低落的原因，來自高度管制。
台灣雇用人數前三大的服務業為批發零售業、金融業、交通運輸業，後兩者就是被管制的行業。例如金融業，台灣的金融法規相當多，管制過嚴使業者無法以服務創新吸引顧客，只能削價競爭；此外，台灣的銀行業又無退場機制，經營不善或被業者亂搞而負債累累的銀行，政府還負責救援，銀行又何必進步？政大教授殷乃平就表示，台灣的金融業因政府管制，根本沒有國際競爭力。
交通運輸業受到管制也頗多，例如公車多掌握在地方政府之手，外來競爭者少，導致進步遲緩。楊家彥以自身經驗為例：「我在國外坐公車，什麼時間到什麼站是可以掌握的，可是台灣公車發展三十幾年了，這點都還做不到。」
因人口老化而被看好的醫療服務業，在台灣被高度管制。楊家彥指出，健保制度將醫療資源框限住，又規定許多照護機構只能由非營利的財團法人才可經營，無形中限制一些有創意的經營資源進入該產業，其人力也無法提升。
政府強調要發展的旅遊業，在台灣也屬特許行業，分為甲、乙、丙三種，有執照才能營業，但是在歐美，旅遊業多採開放；由於遊業都有跨業經營的需求，涉及餐飲、交通運輸、住宿等食衣住行各環節，若旅行業者要有執照才能經營，「結果服務內容就變成：這些業務除了旅行業者能做，其他行業通通不准做。」楊家彥說。
重重管制使服務業無法提升，也缺乏誘因做產業升級，服務業研發支出占整體產業研發支出不到五％，結果就是台灣服務業只能做本土，根本跨不出國門。
美、荷、英等國，其服務業出口有鉅額順差，台灣的服務業絕大部分項目是鉅額逆差；在全球服務業中，台灣亦微不足道——台灣服務業貿易總產值占世界比率僅有○．九％，日本占三．九％，香港與新加坡也各占二．一％。
缺乏競爭力，服務業只能從壓低成本來獲利。朱浩民舉例，以往屬高所得族群的銀行業，薪資已大不如前，「台灣十年前大學畢業生，進銀行的月薪大約三萬二千元到三萬六千元，現在，降到二萬八千元到三萬二千元。」
當多數人薪資不漲，除了影響其家計，至少還有以下三項衝擊：
一、人民緊縮消費：內需不振，將影響經濟發展。
二、人才流失：可移動的人才往薪水較高的國家跑。
三、生育率下降：薪資沒有展望，又如何敢生兒育女？
面對薪資低迷，政府該做的事，就是提升台灣勞工的生產力。
生產力與薪資直接相關，一般人談到薪資，往往誤認為薪資高就表示人事成本高，其實正確的情況是：如果台灣人的薪資比中國工人高兩倍，但生產力卻比中國工人高五倍，對企業來說，雇用台灣工人還是比中國工人划算，台灣工人還是有競爭優勢。
解方：除管制、廢補貼、重內需
政府應持續改革高等教育、再造技職教育，讓台灣勞工的生產力比對手高。這些都需要長遠的計畫與投入，無法短期見效，但這些也都是「今天不做，明天就後悔」的重要工作。
此外，台灣須發展內需產業、特別是服務業，但這不意味政府須挹注資金或補貼來扶植某一種產業。「我們都以為政府比較聰明，實際上不是，」中研院院士胡勝正舉例，美國在一九八九年做一個大規模人力調查，結論是未來十到二十年觀光業會大幅發展，因此鼓勵民眾到旅行社去工作；結果十年之後，觀光業確實大幅發展，但觀光業的人才需求下降，因為網路購票取代了旅行社買賣機票人員。
陳博志說，以前台灣肝炎比例很高，政府認為發展肝炎疫苗一定有競爭力，於是從法國買回技術，還花費數十億元蓋了一座保生藥廠。「結果打完幾年後，人家新技術出來，我們那個東西通通完蛋，幾十億通通不見。」過去諸如「兩兆雙星」之類的例子證明，由政府挑選重點產業發展，往往皆以失敗收場。
政府該做的，是去除補貼、廢除管制，讓業者在公平的環境下各憑本事競爭。
雖然促產條例在去年底落日，但政府緊接著推出「產業創新條例」（立法院二月將審理），這種補貼究竟有多大效果？誰拿到好處？哪些人會付出代價？肥了誰？瘦了誰？值得三思。
民眾對經濟的感受，是建立在薪資上，而不是GDP上。
政府應改變重成長、輕就業，重出口、輕內需，重富人、輕平民的思維，讓薪資跟上經濟成長，才可能還富於民，贏得人心。
延伸閱讀：受薪階級，繳稅最多！
政府個人綜所稅來源占比
薪資73.31%
現金股利、利息、租賃20.5%
其他（執行業務所得等）6.19%
資料來源：97年中華民國賦稅年報
延伸閱讀：台灣重大事件 影響你我薪水
1991
促進產業升級條例實施：高科技等資本密集產業可減免稅，造成國內產業結構失衡。
1991
政府開放赴大陸投資：台商登陸投資快速成長，台灣薪資成長率由一○‧五％一路下滑至○八年的○‧○二％。
1992
台灣以觀察員身分重返WTO前身GATT（關稅暨貿易總協定）。
1993
台灣對大陸出超超過台灣對全球出超：赴大陸投資設廠者增加，台灣失業率開始上揚，十六年成長四倍。
1995
WTO成立，台灣提交入會申請。
2002
台灣成為WTO會員國：進入全球化市場，產業外移更形嚴重。
2002
大陸首度超越美國，成為台灣最大貿易夥伴。
2009
促進產業升級條例落日：過去十年促產造成稅損八千五百億元，等於二‧二年全國個人綜合所得稅稅收。
2010
政府推出產業創新條例，引發爭議。
============================================
關鍵成因》半世紀扭曲政策 拉大薪資差距
製作人：劉佩修 撰文者：賴寧寧
從獎勵投資條例開始，一路上逾半世紀的補助政策，為什麼沒有幫全國勞工加薪，反成為拉大產業間薪資差距的元凶？
長大的孩子，還伸手跟家裡要錢，還斷不了奶，這樣對嗎？
攸關台灣產業未來發展的「產業創新條例」（簡稱產創），是立法院下一會期（二月底）的重頭戲。「產創」是否會繼續把已經不多的資源，分配給羽毛早已豐厚的孩子，讓其他孩子營養不良？對多數受薪者而言，它會是下一個拉大薪資差距的「政策怪手」嗎？
「產創」的「祖父」是一九六○年開始實施的「獎勵投資條例」，自此，台灣產業開始以外銷為導向；「父親」則是一九九一年實施的「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簡稱促產），促產實施二十年，透過租稅減免，讓台灣高科技產業壯大實力，然而，已經「轉大人」成功的科技業，還繼續喝租稅減免「奶水」，遭到產學所詬病已久，去年才正式「落日」。
既然已經轉大人，就應該斷奶！
過去五十年，政府「重出口、輕內需」，以科技業為主的製造業享受賦稅優惠，排擠其他產業可享用資源，不但使產業競爭條件不平等，更導致國內薪資差距擴大。同一個家庭的孩子，分到的資源卻天差地別！
促產佔便宜，張忠謀也看不過去
「促產」多年來佔的「便宜」，連科技大老、也是促產受惠企業的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都看不下去，他在二○○八年公開呼籲，「促產」要壽終正寢，不能租稅減免局部復活。但「促產」有沒有壽終正寢？答案是：沒有。「促產」雖已關門謝幕，「產創」卻另開一扇窗。公平稅改聯盟召集人王榮璋指出：「『產創』對財團的優惠比『促產』還嚴重！」
產創對財團的優惠為何？爭議點在哪裡？
爭議一、全球營運總部。「產創」新增一項「全球營運總部」，在台灣設立全球營運總部企業，可享一五％的優惠營所稅，較今年從二五％調降至二○％的營所稅，再減五個百分點。
符合少繳五個百分點營所稅的企業有多少？依「產創」施行細則規定，「全球營運總部」企業，必須是全球五百大企業（營收達新台幣六千億元），在台雇用人數一千人、海外據點超過十個。立法委員柯建銘說，這六家受惠企業包括鴻海、華碩、宏碁、廣達、台積電、友達，這六家營業稅從二○％降至一五％，政府將少收一百億元稅收。
產創開放圈地、買賣，無異炒地皮
爭議二、產業園區。「產創」增加「無面積限制」的產業園區設立，和「促產」有五公頃以上面積限制的工業區，非常不同。差異主要有二：
一，放寬主管機關範圍。產業園區主管單位，從工業局變成「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也就是將來新聞局可申請「媒體園區」、交通部可申請「交通園區」，各部會可依需求「圈地」。且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擴大到各縣市政府，將來企業可向所在地的地方政府提出申請，核准後，政府必須配合土地徵收、建立聯外道路。柯建銘說，將來在台設營運總部的六百家企業，若都提出設立營運總部園區，民間提出產業園區計畫，一定是由農地變商業地，屆時國土不知會被破壞成什麼模樣。
二，放寬土地使用範圍。「促產」時代的工業區用地，可興建住宅，但住宅限定給員工使用，但到了「產創」，則放寬「產業園區」的土地使用：「出售供興建住宅使用」，也就是產業園區的所有人，可以出售土地，用於興建住宅，這條被台灣智庫董事長陳博志批評為「炒地皮條款」。
針對「產業園區」被批評為「炒地皮」，中央大學經濟系教授朱雲鵬說，這是「土地活化」，世界各國都朝這個趨勢走，「如果土地開發的利益歸少數人所有，那是炒作，但如果土地開發利益歸多數人，那就不是炒作。」
另外，「促產」中遭詬病的只適用電子業的「功能性」租稅優惠，「產創」從過去的五項減少為研發及人才培訓兩項。表面上看較過去公平，但，在執行面，中央大學經濟系教授邱俊榮認為，台灣經濟發展的命脈是中小企業，但，中小企業有許多研發工作，卻常因營業額無法達到門檻，而無法得到優惠。
因優惠補貼，每年稅損將近五百億元
除營業額外，政府對服務業了解有限，也是優惠傾斜的原因。台灣經濟研究院第六所所長楊家彥認為，服務業過去被視為不太做研發，但服務業的研發是屬於無形資產，包括客戶關係、組織改造等，這部分在「產創」實施後，須多留意，否則，受惠產業還是跟過去相同。
王榮璋認為，「產創」一年的稅損至少四百七十五億元，十年有四千七百多億元，但將來「稅損絕對超過這個數字」。總體來說，縱使「產創」稅損可能比「促產」輕，但全球營運總部的優惠稅率，以及產業園區的「炒地皮條款」，整個架構對大企業傾斜卻更嚴重。「產創」關係台灣未來產業發展甚巨，有必要重新考量。
延伸閱讀：產創條款爭議與預估稅損
條件門檻：全球500大企業來台設營運總部
爭議內容：1.部分海外所得免稅（註）2.除第1項以外的營所稅降為15％
受惠企業：鴻海、華碩、宏碁、廣達、友達、台積電
1年稅損：60～100 億元
條件門檻：各企業在台設營運總部
爭議內容：部分海外所得免稅（註）
受惠企業：601家
1年稅損：123.5 億元
條件門檻：各產業
爭議內容：研發、培訓人才支出的35％可抵減未來5年營所稅
受惠企業：施行細則尚未公布
1年稅損：290 億元
條件門檻：國際物流公司來台設據點
爭議內容：免營業稅
受惠企業：國際大型物流公司如UBS
1年稅損：1 億元
總計：474.5～514.5 億元
註：海外免稅所得指：1.管理服務與研發，2.權利金，3.投資、處分利益
資料來源：公平稅改聯盟、立委柯建銘辦公室
============================================
專家會診》六帖解方 全民均分成長果實
製作人：劉佩修 整理者：賴寧寧、陳泳翰
經濟成長像打仗，如果一將功成萬骨枯，贏者圈很小，多數人被排除在外，就算贏得經濟成長，但，這是我們要的嗎？
顧就業 是政府最重要的事
一年半前，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呼籲，台灣應避免「贏者圈」效應，政府須以「富人增稅、窮人減稅」等方式，避免社會M型化擴大。
如今，台灣M型化日益嚴重，台灣經濟成長與薪資所得越離越遠。
本刊邀請四位專家，包括專攻經濟成長理論的中央研究院院士胡勝正，熟悉台灣產業政策的經建會前主委陳博志，擅長勞動經濟的台灣大學國家發展所副教授辛炳隆與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員吳惠林，剖析問題癥結。鑒往知來，我們呼籲：政府應改變重成長、輕就業思維，重新檢討產業政策！
問：對台灣而言，經濟成長比較重要，還是就業？兩者如何拿捏？
陳博志：國家最重要的責任是創造就業。資本家如果在台灣活不下去，到處都可以跑，政府照顧資本家不周到，無所謂。可是，低階勞工跑不了，所以照顧勞工才是政府最重要的責任。
當然，企業在不傷害別人的情況，賺越多，對這個國家越好。譬如說任天堂的Wii大賣，都是日本人賺到。但我們的問題是，如果企業利潤高的那一部分，不是來自於它的東西好、賣得貴，而是來自於把工資壓低，或者來自政府的租稅減免，那麼利潤高、成長率高就沒有意義！重點在於，勞工拿到的報酬是不是能夠讓勞工得到有尊嚴的生活？這個報酬是不是符合勞工所做的貢獻？
公平和效率不一定互斥，如果我們為那些可能失業的人，扶植起一個產業，讓這些人可以得到工作，基本上它會同時符合公平跟效率，因為從國家的觀點，失業就是最沒有效率的資源閒置。至於提高基本工資來達到表面上的公平，或者對高所得者課很高的稅來達到公平，那就有可能對效率有妨礙，爭議比較大。但至少同時符合公平跟效率的那一部分，政府不能說我不管。
只看GDP成長率有兩項不足之處，首先，GDP只計算今年生產出來的產值，土地、股票交易，因為不是「生產」出來的，不會算進GDP。但房價、股價的上漲，這一部分賺的錢是很不公平，資料上看不到，卻是民怨最多的地方。
其次，生活品質的提升也比GDP成長率重要，但我們過去重視出口產業創造的產值，忽視能夠提升國內生活品質的內需產業。
發展資本密集產業，有些地方是扭曲的。一個扭曲就是印股票換鈔票。我如果做一個小投資，我沒有辦法賣股票，但是我說要蓋一個資本密集工廠，三百億元，馬上可以賣六百億股票，這是資本市場造成的扭曲。
再來的扭曲，就是加速折舊，(胡勝正補充：就是資本可以加速折舊，本來機器要十年折舊，但現在三年就可以折舊完畢，三年以後就把它運去中國，在中國還是很有價值。加速折舊讓報稅的盈餘減少，被企業家吃掉了。）所以明明還有很多其他產業可以發展，但是對老闆來講，發展資本密集產業最簡單。
王永慶為何說 高科技在膨風？
問：在「重成長」政策下，台灣的產業政策出了什麼問題？
吳惠林：過去的產業政策有沒有成功？沒有。很多產業政策在過程中，被扭曲掉了。尤其很多新興產業，資源一要就要很多！王永慶還在世的時候，有一次非常不平的說，高科技產業都是膨風，動不動就說要幾千億投資。王永慶自己經營這個產業，曉得大家到底有多少本事。
更糟糕的是，現在大家討論十二吋晶圓要不要過去對岸？如果我們對於各個產業都很公平，它要到哪裡去，我沒有話說。但我們過去拿很多稅對他們做補貼，它拿我們全民的資源，現在還拍拍屁股說要走了。這其實不是產業本身的錯，是政府政策的錯誤。
我們的稅收比重在世界上還不算太高，但我們的納稅者大概都是跑不掉的人，而高所得的人卻不需要繳稅。不只不需要繳稅，還給他們優惠。你說課稅課不到，又給他們很多的優惠，是不是促進分配不平均？現在不讓促產條例落日，搞出一個產創條例，又要去扶植高科技的產業，對就業更加不利。
現在政府全心全意搞GDP，是一個很大的迷思。我這幾年來都在幫顧志耐（Simon Kuznets，被稱為國民所得之父）叫屈，因為他把國民所得帳弄出來，但是他沒說叫你全心全意要去追求國民所得呀！
政府不是把所有雞蛋都放同一個籃子裡面，那是不對的。政府的角色比較好的還是做功能性的東西，對大家都有益，而不是主導什麼產業、什麼產業，這是民間企業家最厲害的。套用經濟學者海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的一句話：「規矩、規則是長成的，不是做成的。」是由下而上，不是由上而下，政府要做的是去降低而非增加交易成本。
不要再用拋棄式產業政策
問：一般印象，台灣的高科技產業較有國際競爭力，難道政府不該特別扶持他們？
辛炳隆：我們過去的產業政策是「拋棄式」的產業政策。每一個時代都只找認為比較有利基的產業，讓這個產業撐起經濟成長，從最早的雨傘、球鞋、腳踏車、成衣，一路上陸續拋棄。
我們所說的產業升級，其實只是水平升級，是從這個產業的low end（低階）跑到另一個產業的low end，看不到垂直升級，而垂直升級對台灣的勞工，比較有利。
為什麼垂直升級較有利？我們現在有一個根本的問題：勞動力結構的轉型，跟產業結構的轉型是脫節的。有很多中高齡、教育程度低的勞工，他們無法走向高科技產業，當有這些人存在時，政府的產業政策主軸就要調整。
所以多元化就很重要，要輔導傳統產業垂直升級。很多中南部的傳統產業，他們的產值雖然很小，可是在全世界還是很有競爭力。但那些產業，政府基本上沒有給它們任何補貼。傳統產業除了面臨政府補貼不夠外，還要面臨人才的「排擠效應」，像中科成立以後，很多精密機械業的RD（研發）工程師，都跑到中科去了，因為有配發股票，讓傳統產業面臨人才斷層問題。
政府在市場經濟、社會救助之間，應該要有第三條路：「社會企業」。這在歐洲國家很普遍，做法是，政府找一群有經營能力的人，成立「社會企業」，賣的東西、勞力是社會需要的，像老人照顧就是其一；社會企業賺取的利潤，直接回饋給勞工、回饋給當地社區。
我們的社會應該要重視「沒經濟價值、但有社會價值」的勞務，創造更多就業機會。
和中國貿易 要再慢兩、三年
問：如果政府不宜干預，面對不可逆的全球化趨勢，難道政府什麼都不必做？
胡勝正：全球化下，所得分配不均、薪資停滯的現象，大概很難避免。政府的政策，如果說有扭曲的話，也應該是要偏向弱勢團體。以前詹森總統的首席顧問阿瑟．奧肯（Arthur Okun）說過：「社會安全制度要保護弱勢團體，當然會使效率下降，但為了保護弱勢團體，還是值得的。」我們現在的情況卻正好相反，一直要替強勢的企業找出路，會更加速現在的困境。
我們要多爭取兩、三年的時間（指降低與中國貿易的速度）。你如果問我，反正兩年以後都會死，跟現在死有什麼不一樣？當然不一樣！我們可以爭取這個時間，做很多事。讓被排除到贏者圈之外的人，有機會透過訓練轉型。
以農業為例，我們人口中有六％至七％的農業人口，倘若政府現在開放中國農產品全面進口，農民馬上慘兮兮。所以政府要發展精緻農業、休閒農業，還要做生產履歷表，訓練農民，這都需要時間。但只要我們做了，爭取到兩年、三年時間，當農業開放時，我們就已經準備好了。
將來台灣跟中國的農產品擺到市場去，很難作分辨，所以我們要做生產履歷，到時候才可以說這真的是台灣的農產品，而且符合環保、農藥使用的規定，但這些建置都需要時間。
經濟成長像打仗，如果一將功成萬骨枯，只有幾個大企業享受經濟成長的果實，或者贏者圈很小，大部分人在贏者圈之外，生活苦哈哈，台灣的GDP也許成長，但這是我們要的嗎？
韓國拚整型 台灣要拚什麼？
問：政府近期宣示要發展綠能、雲端計算等十大新興產業，適合台灣嗎？
胡勝正：我們現在的產業發展，好像看人家做什麼，就做什麼，人家做雲端運算，我們就做雲端運算。人家說四川菜好吃，我們就學吃四川菜，但並非所有人都能吃辣。
以就業效果來評估，內需產業可以發展，而很多內需產業在服務業。譬如你到韓國去可以變漂亮，到泰國去，帥哥可變美女，為什麼到台灣來不能變健康呢？我們就發展健康檢查呀！但有一段時間法規就不允許你做健康檢查業務，後來才鬆綁。
比如說長期照護，隨著人口老化，可以提供很大的就業機會。只是現在台灣的本勞比外勞至少貴一倍以上，雇主沒有辦法，只好繼續請外勞。政府卻還在用補貼的方式補助本勞，而不是找到問題根源。
因此，應該趕快將（長期照護）市場建立起來。這樣本勞的價格可以下降，可以競爭。為什麼現在本勞價格那麼高？因為長期照護其實很辛苦，就業者沒有成就感，加上時間又長，薪水自然要求很高。
那這市場要怎麼建立呢？比如說可以用工作群的方式，不需要一個人一直照顧同一個植物人，非常乏味，相對的就貴。可以由五個人照顧五個植物人，有不同的分工。想辦法提升就業者的成就感，有了成就感，他要求的薪資就沒有那麼高。
保全業就是一個好例子，保全業要二十四小時服務，但因為由保全公司提供，所以可以用三班制輪流。況且有時候保全也不需要在場，透過遙控的方式一樣可以達到保全的目的。
政府要建立制度，擔當起異業結合的橋樑。譬如說我們現在ICT（資通訊）產業很發達，若政府能居間將長期照護、醫療設備與ICT結合，就能發揮更多外溢效果。
內需要鬆綁 才有下個「馬拉桑」
問：內需產業雇用人數最多，卻長期缺乏關愛眼神，政府該做些什麼？
陳博志：台灣過去最成功的兩個內需產業，是政府一開始都反對的，一個是KTV，另一個是保全。它們一開始都被當成非法產業。保全業一開始被講成私人警察，遭質疑憑什麼有錢人就可以有私人警察，KTV差點被打成八大行業；但這兩個產業對台灣貢獻很大。
從前台灣的銀行，不只是總部要在大馬路，還規定櫃檯要在一樓。設在一樓方便誰？方便搶銀行的人而已。當政府去除掉一些不合理的法令限制後，機會就會出來。
農村釀酒也是明顯的例子。從前只有公賣局可以釀酒，十年前，因為九二一災區那邊非常辛苦，水果賣不出去，旅客也進不來，所以政府開放了私人釀酒，結果現在台灣農村的酒，創造了滿多產值，還出了一個「馬拉桑」。
老人、小孩的照顧，醫療、社會治安的維護、環保、乃至國內觀光旅遊，都可以提升我們的生活品質、創造就業，之所以沒有發展好，是因為法規卡住，讓它不能發展。
像國內休閒旅遊，我每次到外雙溪去散步，都很傷心。那麼漂亮的風景，可是那些釣魚場、釣蝦場通通是違章建築，通通要蓋得很爛。哪一家想把釣魚場蓋漂亮，市政府就來拆，你必須把它蓋得像垃圾堆，市政府就不會來拆。我們為什麼要接受這樣爛？政府若有辦法規定，通通不許開，外雙溪就是一條自然的河流，如果辦不到，就是要訂一個辦法，在合理的範圍，讓服務設施能夠建起來。
傳統市場也一樣，我們規定傳統菜市場、商店街，不准蓋屋頂，可是每一個人都弄一支大雨傘，擺得亂七八糟，下雨天必須躲來躲去，還不如學日本的傳統市場，蓋個屋頂變成人行專用道，讓商店街跟百貨公司一樣。
再說健診，你如果到台大醫院做健診，就只是健診，沒有辦法觀光。有業者就主張，為什麼我們不能在米堤飯店那邊設個健診部？你可以在那邊住三天，每天檢查也許就只有一兩個小時，中間有空的時候就出去玩。這一類法規鬆綁，其實比較容易做的。
所以，內需產業「鬆綁」最重要。像現在產創條例，國際化的可以得到減稅，內需的就不能得到減稅，就變成是在懲罰內需。
============================================
未來指標》綠色、金色GDP 量化幸福感
製作人：劉佩修 撰文者：楊少強
傳統GDP計算有重大瑕疵，無法將人民幸福感與經濟成長連結，於是有越來越多學者提出GDP修正辦法。
二○○九年九月，法國總統薩科齊（Nicolas Sarkozy）在巴黎大學的一場演講中，語出驚人的表示：「全世界的公民認為我們正對他們撒謊，而他們有理由這麼想！」
他所謂的「撒謊」，乃指主要國家的政府用來衡量經濟成長的指標與統計方式，有很大的盲點。最大的盲點是，它無法反映大眾的福祉。
薩科齊敢這樣大聲喊話，背後有理論基礎支撐。二○○八年金融風暴發生後，薩科齊指示法國政府成立「經濟表現與社會進步評估委員會」，希望研擬一套兼顧經濟成長與民眾幸福的指標，供該國主計處改革現行經濟指標的依據。
該計畫的主持人是兩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里茲（Joseph Stiglitz）與沈恩（Amartya Sen）。他們在一篇呈給薩科齊的報告中指出：「過度專注於GDP（國內生產毛額）指標，也是導致當前金融危機的原因之一。」因為政府決策者只對經濟成長沾沾自喜，其他數據，例如家庭與企業負債增加，卻被忽略掉，而後者正是這波金融風暴的源頭。
傳統GDP重國家收入，非人民福祉
史迪格里茲接受彭博社（Bloomberg）訪問時也表示，「經濟與社會結構的變遷，讓GDP的工具性越來越差。有許多對個體重要的事情，卻沒被計算在GDP之內。」例如永續性與教育。
GDP是國際普遍用來衡量一國經濟實力的指標，但這個指標長期來也備受詬病。
甚至連GDP的發明者、俄羅斯裔美國人庫茲涅茨（Simon Kuznets）也發現GDP的傳統方法有重大缺陷，他在一九三四年表示，「國家的收入並不等於國民的福祉。」
GDP的主要缺陷為何？主因在於它只能衡量在市場成交的商品及服務，未在市場上成交、沒有交易價格者，均無法列入計算。
例如，家庭主婦或主夫做家事的價值，無法反映在GDP裡，它也無法衡量休閒的價值。此外，GDP也沒有考慮外溢效果，也就是某人行為對其他人所造成的負面或正面影響。
例如污染，假設某工廠生產商品出來賣到市場，可以算入GDP，但污染對於環境的破壞卻因為沒有在市場成交而不列在內，而廠商或他人花錢請人清除污染，則因為有在市場成交，亦可列入GDP。只算交易額而不考慮外溢效果，造成「污染越多，GDP越高」的怪象。
GDP主要考量的是「經濟價值」，而不是「經濟福祉」，因此有時會出現GDP高，民眾幸福感卻沒提升的現象，正因GDP有許多缺陷，有不少專家呼籲政府施政時，不能只追求這個指標。
新指標一：綠色GDP扣除污染成本
例如專家提出「綠色GDP」（Green GDP）就是一例，它是把自然資源與環境因素列入考慮後，所計算出經濟活動的成果，也就是把污染或環境破壞所造成的相關成本，從現行GDP指標中扣除。由此來看，綠色GDP的成長通常會比一般現行的GDP成長要低。
例如二○○八年，台灣的GDP成長率是○．七三％，但根據國內主計處編製的「綠色國民所得」，將當年自然資源折耗及環境品質損害所造成的成本從現行的名目GDP扣除，該年台灣的綠色GDP反而是負成長一．六四％。
綠色GDP的概念，也因為「政治不正確」而被政府冷落。
中國大陸曾提出以綠色GDP來取代一般GDP的國家，二○○六年九月該國推出綠色國民所得帳，指出在二○○四年環境破壞造成的成本，占該國經濟規模的三％左右，但隔年這個指標就被放棄。《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一篇報導指出，因為「（中國）某些省分在污染調整後的經濟成長趨近於零，」這個指標於是就在官員與學界的反彈下無疾而終。
新指標二：金色GDP量化文化價值
另一個修正GDP的指標就是「金色GDP」（Golden GDP），此為聯合國在二○○○年〈世界文化報告〉（World Culture Report）中提出：「就像綠色GDP一樣，我們也可以編製『金色GDP』，用來衡量文化對人類發展及社會的影響。」因為將文化活動予以價值量化，難度非常高，這個指標目前沒有具體成果，但也反映國際間對GDP的另一種反思。
無論是法國主計處將修正經濟統計指標，或是編製「綠色GDP」與「金色GDP」等呼聲，這些GDP修正指標，都是想把永續性 （sustainability）與人民福利（human well-being）列入考量，以補現行GDP指標之不足，更避免政治人物簡化施政邏輯，忽略人民感受，讓政策隨單一指標起舞。
反觀台灣，雖然行政院長吳敦義喊出重視「庶民經濟」，但政策與資源分配，還是往衝高GDP的方向走，沒有一個政治人物，敢像薩科齊般，向GDP迷思說不。
政府的口號與實際行為脫節，正是民眾不滿的來源。現在，該是重新檢討「唯GDP是從」的時候了。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